“不会的，我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马上回道。

“正因为知道，我才相信，从小她失去了父母，我和她阿姨又没有孩子，她的出现算是弥补了我们的遗憾吧。我也老了，女大不终留啊。”格古教授有些落寂的说道，这一刻他不是那个风度翩翩，才华洋溢的教授，而是一位爱家爱女儿的好父亲。

“扎西堪布那里不是有雪佗兰么?”我说道。

“那个啊，我已经喝过一次了。”格古教授幽幽地说道。

我差点儿将茶水都吐了出来，这么说枯古教授和实际看起来，相差很大，那么说的话，看起他像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不定这家伙其实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

想想都感觉挺那个的。

等我们下楼的时候，在楼下意外地看到肖帅和德央拉，看到这两个活宝，不会他们在这里一直等着我下来吧。

两人见到我和格古教授和蓝晓后，肖帅不由有些惊讶，因为蓝晓他之前是有印象的，但是现在知道格古教授居然是蓝晓的叔叔时，更加惊讶几分。

“本来刚刚想去看下电影的，没有想到这里的票太贵了，我这个一向就讨厌高物价，看次电影最便宜要70元，在内地，70元都可以看三四场电影了。”肖帅有些不平地说道。

下午无事，我们便走路向博物馆走去，博物馆就在罗布林卡的对面，它于1999年10月国庆成立，这个面积有五万多平方米的博物馆里不仅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还有很全面的西藏历史介绍，可以说是来拉萨旅游必选地之一，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是免费开放的，而且估计是拉萨市里对游客的三处免费旅游景点之一，另外两处就是龙王潭和八廊街。

比起需要高昂门票的布宫和三大寺，我更喜欢博物这样的。

格古教授兴致勃勃地发挥着他那学识渊博的长处，给我们当起了讲解员，不一会儿在我们后面居然跟着一群人听他的讲解，不得不说他的讲解的确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比起博物馆内部的讲解动听多了，他时不时还会加插一点关于历史的小知识。

看到跟着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兴奋起来，仿佛到了在大学教室里讲课的那种感觉，看着这些图片，如果说除了对当时农奴生艰苦的震惊以外，还有就是一些仪式居然需要人的头骨，腿骨与皮肤用来制作法器。

通过他的讲解，让我知道了解放前三大领主对待的农奴还比内地的地主阶级对待佃农还要残忍一些。

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

“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钱，每个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难道用来年的收成就可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吗？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还不起债，还得请求债主们让他们继续借下去，或者续借未还清的那一部分。由于拖延偿还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宽限，仅有的粮食以及保存下来的其它食物，几乎从来也不够全家吃到来年收获时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

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

我旅行时身上穿的是藏袍，开口讲的是藏语，因此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

像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份的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头人会遣责他们没有阻拦出逃者，那么，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呆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许多研究西藏历史的学者都认为在藏地除了宗教以外，农奴制度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道史实，拥有农奴的三大领主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农奴，包括生死，同时农奴从出生到死亡除了每天每年都偿还债务以外，还要做许多无偿劳动，所有的农奴都不可能享受教育。

西藏在1951解放，但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十七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15克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

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他们所拥有的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而农奴由“差巴”，“堆穷”，“朗生”三等组成。

占农奴60到70%的“差巴”，是给农奴主支差的人。他们生活就是给农奴主日夜不停劳动，不堪重负。

“堆穷”意为小户，主要是差巴破差后形成的。一个处于“堆穷”阶层的寡妇，带着一个孩子，每天靠拾牛粪度日，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一间有顶的房子睡一觉。

“朗生”，意为“家里养的”，是奴隶。占西藏总人口的5%。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权利，被农奴主视为“会说话的牲畜”。

在博物馆里会展出许多旧时代的一些生活工具与场景，在这些场景的对比之下，贵族的奢侈生活和农奴的惨无人道的生活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由于农奴地位低下的原因，这使得一些农奴的头盖骨、腿骨、整张的人皮、完整的童尸成为某种活动场所的祭品或经加工做成男童皮小鼓、处女大腿骨号等作为祭祀用的法器。

人骨原料提供者必须是自愿的，不可谋杀人而得。西藏有天葬的传统，死尸被秃鹰吃光后，骨头就用来制人骨法器。通常天葬的人的身体都会被鹰全部吃掉，但是如果死者生前发过愿，说希望自己的部分可以被制作成法器，而且还符合标准的话，一部分骨头就会被留下了。

人骨法器的制作在文革后基本消失，现在在藏地这项传统已经淡化。

但是现在应该有人都听说过那首《阿姐鼓》，《阿姐鼓》讲述了一个孤单的小姑娘失去了相依相伴的哑巴阿姐，但她不明白阿姐为什么离家，一直想到阿姐那么大，突然明白也许是梦想的幸福带走了阿姐，也许还将带走已长大成人的她。

“阿姐鼓”这三个字并不富有诗意，甚至有点血淋淋的残酷，“阿姐鼓”是人皮鼓的意思，在古藏，只有圣洁的女人皮才配制鼓。(注：大家可以到网上搜索这道歌听听，如果然后这首歌身后的深意，感觉将不一样。)

西藏博物馆中表现农奴制度下农奴生活的篇幅不多，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现在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件件冰冷物件与图片，但是那些文字却是真实与让人难以平静的。哪怕刚刚开始还滔滔不绝的格古教授，到最后讲到那些农奴曾经生活的环境时，他根本一个字都不想说了，所有的人都沉浸在那种历史的沉重之中，在博物馆里没有展览着一些曾经人体器官制成的法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而已，从这些黑白照片上看到这些法器时，没有人想多看一眼，因为，那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啊。